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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区域协同立法应确立的原则及其保障机制 無论是从立法活动还是区域发展角度看，区域协同立法都是一种新生事物，其有效运行离不开特定的操作原则及保障实施机制。

根据公民义务的不同类型，存在两种社会公德的义务实施机制。应当在规范目标的导引下，依托宪法解释，确认宪法社会公德条款的规范品格，阐明其规范内涵，并夯实规范实施的社会基础，促进其理想功能的实现。

没有过去或未来，只有无尽虚空。[33]时至今日如果仍然停留在宪法只规范公权力的立场，那便是对宪法本质的一种降格。但要注意防止个体从国家中无限脱域滑向另一个极端，否则就会陷入类似于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对立格局。对此，也可以在宪法解释中列举国家提倡社会公德的方式，并阐明国家提倡的社会公德和守则、公约之间的内在关联。关键词:  社会公德 精神文明建设 社会整合 宪法解释 个体—社会—国家结构 一、引言 社会公德是人们在社会交往和公共生活中应当遵循的基本行为准则，用以维系稳定的社会关系和公共秩序。

在纵向维度，也就是在历史和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社会公德的具体要求和功能指向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与一定的社会条件相适应，尤其受物质经济因素的影响显著。[19]由于仅仅依靠公民的道德天性很难完全适应社会生活，国家提倡这些公德实际上是国家在道德整合的基础上对公民展开的教化，发展公民的德性潜能，进而改变个体的行为方式和确立共同生活的规范。2008年12月18日，最高法院发布公告废止这一批复，宪法司法化研究进入低潮。

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之间是监督关系，地方各级人民法院请示最高人民法院处理法规冲突问题会加剧本已比较明显的行政化。第二，是说法院的判决依据是地方的吗？我国三大诉讼法对法院的要求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地方性法规只适用于地方，但是，当地方性法规违反法律，法院是以法律为准绳还是以地方性法规为准绳？毫无疑问，法院应当以法律为准绳。[41]本报评论员：《中国的司法权从根本上说是中央事权》，《人民日报》2014年1月22日。从49个到284个，这是一个巨大的飞跃，新增加的地方立法主体有无能力制定不抵触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地方性法规，需要认真关注，做到未雨绸缪。

一代代美国法学家皓首穷经、绞尽脑汁，提出各种方案试图回答这一难题。鉴于最高人民法院的多个批复和《会议纪要》使用了不一致的表述，笔者认为，基于司法公开和裁判文书充分说理的要求，法院可以自行决定适用上位法，但需要谨慎表述法规冲突的存在，不能对法规冲突避而不谈，应指出它们存在不一致，但不宣布地方性法规无效。

[38]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数量庞大、质量参差不齐的地方性法规进行逐件审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国是单一制国家，地方立法权来自中央的授予。可见，法院向人大报告工作并不涉及法院个案中适用法律问题，也不禁止法院审查地方性法规。交由地方人大常委会解释会出现地方人大认为自己制定的地方性法规不违反法律的情况，违反了自己不得做自己案件法官的要求。

[43]所以，不但要强调法院相对于外部的独立，同时要强调法院内部审判独立，不能让行政管理影响到审判职能。[24]参见杨登峰：《下位法尾大不掉问题的解决机制——新上位法优于旧下位法的规则之论》，《政治与法律》2014年第9期。如果采用体系解释和目的解释的方法，可以认为，将这里的法律理解为狭义的法律更好地体现了宪法意图。人大代表人民表达对法官的信任，一旦人大代表不再信任法官，就应当罢免。

[16]这一段话简明扼要地概括了人大监督与独立行使审判权之间的关系，那就是不失职，不越权。正确适用法律要求法院在上下级规范冲突时适用上位规范，不予适用下位规范。

第一个明确表述反多数难题的比克尔教授提出价值发现理论，认为法院最适合发现长久的价值，而立法者迫于选举的压力只关注选民短期的政策诉求。有学者的调研也表明，法官倾向于自行决定、谨慎表述，即自己决定应适用的法律，但在判决中不提及法律冲突的存在。

事实上，聪明的法官会选择另外一种做法：不中止案件的审理，但不予适用抵触法律的地方性法规，直接适用上位法进行判决。[38]参见前注[34]，乔晓阳书，第311页。从理论基础来看，由于我国是单一制国家，因此司法职权是中央事权，不是地方事权。迄今为止，我们几乎没有看到地方法院就个案中的法规冲突问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建议，也没有看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开撤销某一地方性法规。鉴于可以立法的主体众多，低位阶的规范抵触高位阶的规范并非罕见，尤其是高位阶的规范修改极易导致低位阶的规范处于与高位阶规范不一致的境地。即使全国人大常委会不撤销地方性法规，法院也可以在个案中不予适用。

《立法法》没有明确规定下位法的规定与上位法的规定不一致的，适用上位法的规定。[12] 在针对李慧娟事件的《答复》中，最高人民法院态度鲜明地认为，地方性法规与法律和行政法规不一致时应当适用上位法。

但是，文义解释只是法律解释方法的一种，而不是唯一的解释方法。该座谈会纪要明确规定地方性法规抵触法律基本原则的，不能适用或者参照。

第73条第2款规定，对于先试先行的地方性法规，在国家制定的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生效后，地方性法规同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相抵触的规定无效。第一，地方法院不是地方人大的执行机关，而是法律的执行机关。

如果《立法法》明确规定了这一适用规则，也许地方法院就不会面临审查地方性法规而导致的尴尬了。第一种是宪法司法化问题——我国法院有权引用宪法审查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吗？2001年6月28日，最高法院就齐玉苓案发布《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学界关于宪法司法化的研究高潮。即使美国的违宪审查也只具个案效力，只不过遵循先例制度的存在，才可能保证其他法院作出相同的判断。[44]因此，一方面人财物改革为司法摆脱地方人大和地方政府提供了有力条件，另一方面，为了彻底摆脱地方保护，法院必须有权审查和决定是否适用地方性法规，否则，司法摆脱地方保护只是完成了任务的一半。

[43]参见苏力：《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6页。其次，上级法院可以通过二审程序或者再审程序统一地方各级法院的裁判，实现规则之治。

[23]《立法法》第五章的标题是适用与备案审查，第94条明确规定同一机关制定的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不一致的，适用特别规定、新的规定与旧的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新的规定。2003年11月19日，4名律师联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上书，要求审查《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的合法性。

前文曾经指出同级法院审查同级人大制定的地方性法规似乎面临制度障碍，那么，是否上级法院审查下级法院对应的人大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就没有障碍呢？是否最高法院就可以审查省级及以下人大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如果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话，那么，本轮司法改革将各地法院当作国家的法院而不是地方的法院就为各地法院审查地方性法规提供了正当性。再如，环境保护，至少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湿地、野生动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

[42]但是，如果从我国的《宪法》、《法院组织法》、《法官法》来看，这些法律均没有规定法院领导具有高于法官的审判权，因此，问题的关键是法院内部的行政管理职权影响甚至决定了法院的审判职能，而正常的逻辑是法院内部的行政管理服务于审判职能。[34]此外，汽车限号、禁止或限制燃放烟花爆竹、禁止或限行摩托车、公共场所禁烟等与老百姓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事项均可以从环境保护的角度予以规范。第一，审判权是国家事权，法院不是地方的法院，而是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的法院。法规清理是有权主体对地方性法规进行修改或废止的活动，目的是为了维护法制的统一。

这就是法理学上讲的新法优于旧法、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适用规则。但是，从实施来看，各省的速度很难说稳步，不到1年时间大部分省份设区的市已经获得地方立法权。

[40]参见孟建柱：《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人民日报》2013年11月25日。[35]宪法所确定的价值秩序是地方性法规不得抵触的，而不仅是宪法或上位法中的某一个数字或幅度不能被抵触。

一方面，因为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的上位法特别多，所以清理难度特别大。即法院在遇到地方性法规抵触法律时，应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建议或由最高法院提出审查要求，最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是否撤销的决定，法院自身无权审查地方性法规。